千千小说网 www.77txt.net,文心雕龙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。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,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。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:“写铭文,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,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,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。”如夏代帝王有德,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,铸成金鼎;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,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。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。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,曾用金属铸成铭文;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,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。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。晋国魏颗的战功,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;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,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。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。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,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;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,这就太奇怪了!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,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: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,这就很可笑了!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,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。到秦始皇时,有泰山、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,虽然秦代政治残暴,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,也还有其畅达之美。到了汉代,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,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,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。蔡邕的铭文,更是独冠古今。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,模仿尚书;歌颂朱穆的鼎铭,就完全写成碑文了;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。至于冯衍所写刀、杖、车等杂器的铭文,虽取法周武王,却写得事不称物,详略不当。此外,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,赞颂多而警戒少;李尤写的大量铭文,内容单薄,文辞琐碎。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,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;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,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。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,还没有来得及做好,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!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,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,文辞却很平钝。只有张载的剑阁铭,写得清明而有辞采。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,后来居上;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、汉水之间,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。
(二)
箴,就是针刺,用以批评过错,防止祸患,好比治病的石针。这种文体兴起后,盛行于夏、商、周三代。夏箴和商箴,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。周代的辛甲,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,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。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,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。到春秋时期,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,但还未衰绝。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,来讽谏晋君;楚庄王曾用“民生在勤”等话来箴戒国人。战国以后,抛弃道德,专求有功;因此,铭辞代之而兴,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。到了汉代,扬雄考古,才模仿虞人之箴,写了卿尹、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。后来崔骃、胡广等又加以补写,总称为百官箴。按照不同的官位,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,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,这就可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,继承辛甲的做法了。汉末潘勖的符节箴,比较简要,却失于肤浅;东晋温峤的侍臣箴,内容广博,却过于繁杂;西晋王济的国子箴,虽然旁征博引,内容却很贫乏;潘尼的乘舆箴,内容正确,但又写得过于芜杂: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,很少写得恰到好处。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,把头巾、鞋子也写了进去,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,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。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,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;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,就显得拉杂不已了,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。
(三)
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,铭是用来品题器物,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,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。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,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;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,因此,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。总的来说,铭和箴所讲的事,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;所用的文词,都必须简要而深远。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,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,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,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。今后的作者,应注意取其弘润、深远的特点。
(四)
总之,铭主要是彰明器物,箴主要是轨范道理。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,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。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,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。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,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。
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。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,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。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:“写铭文,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,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,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。”如夏代帝王有德,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,铸成金鼎;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,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。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。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,曾用金属铸成铭文;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,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。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。晋国魏颗的战功,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;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,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。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。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,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;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,这就太奇怪了!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,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: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,这就很可笑了!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,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。到秦始皇时,有泰山、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,虽然秦代政治残暴,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,也还有其畅达之美。到了汉代,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,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,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。蔡邕的铭文,更是独冠古今。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,模仿尚书;歌颂朱穆的鼎铭,就完全写成碑文了;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。至于冯衍所写刀、杖、车等杂器的铭文,虽取法周武王,却写得事不称物,详略不当。此外,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,赞颂多而警戒少;李尤写的大量铭文,内容单薄,文辞琐碎。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,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;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,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。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,还没有来得及做好,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!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,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,文辞却很平钝。只有张载的剑阁铭,写得清明而有辞采。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,后来居上;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、汉水之间,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。
(二)
箴,就是针刺,用以批评过错,防止祸患,好比治病的石针。这种文体兴起后,盛行于夏、商、周三代。夏箴和商箴,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。周代的辛甲,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,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。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,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。到春秋时期,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,但还未衰绝。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,来讽谏晋君;楚庄王曾用“民生在勤”等话来箴戒国人。战国以后,抛弃道德,专求有功;因此,铭辞代之而兴,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。到了汉代,扬雄考古,才模仿虞人之箴,写了卿尹、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。后来崔骃、胡广等又加以补写,总称为百官箴。按照不同的官位,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,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,这就可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,继承辛甲的做法了。汉末潘勖的符节箴,比较简要,却失于肤浅;东晋温峤的侍臣箴,内容广博,却过于繁杂;西晋王济的国子箴,虽然旁征博引,内容却很贫乏;潘尼的乘舆箴,内容正确,但又写得过于芜杂: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,很少写得恰到好处。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,把头巾、鞋子也写了进去,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,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。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,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;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,就显得拉杂不已了,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。
(三)
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,铭是用来品题器物,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,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。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,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;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,因此,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。总的来说,铭和箴所讲的事,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;所用的文词,都必须简要而深远。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,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,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,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。今后的作者,应注意取其弘润、深远的特点。
(四)
总之,铭主要是彰明器物,箴主要是轨范道理。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,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。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,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。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,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