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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,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,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,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(不要生长在良田)!”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。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:“扛着长耜,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,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。”为民谋利的思想,已表现在言辞中了。到了商汤,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。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,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,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。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。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,去祷求免于旱灾,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。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。到周代的太祝,掌管“顺祝”、“年祝”等六种祝辞,用“万物齐生”等话来祭天祭地;用“光明普照”等话来拜迎日出;用“早起晚睡”等话,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;用“多福无疆”等话,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;此外,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,也没有不用祝文的。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,对祖先表示恭敬。春秋以后,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,以致祭礼祝文,无神不至。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,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。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,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。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,也是要用祝祷的。至于楚辞-招魂,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。到汉代的各种祭祀,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。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,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。于是内宫秘祝,遇有灾变,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,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。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,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。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。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“祝邪之文”东方朔写过“骂鬼之书”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,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,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,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,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;到汉魏时的祭文,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。祭文中兼用赞辞,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。此外,汉代的帝王陵墓,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;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,有“内史主持策命”的记载。“策”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,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。所以,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,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。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,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;内容上用近于“颂”的文体,却以“祝”文的形式来表达。所以,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,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。
(二)
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,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。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,要于内心无所惭愧。祈祷文的格式,须诚恳而恭敬;祭奠文的格式,应恭敬而哀伤。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,就是诚敬的祈祷文;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,就是恭哀的奠祭文。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,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。
(三)
“盟”的意思就是“明”用赤色的牛、白色的马,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,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,就是“盟”早在夏、商、周三代时的帝王,没有盟誓,有时须要约誓,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。到周代衰弱之后,就经常进行盟誓了;其流弊所致,竟出现要挟、强制的手段。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,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。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,用珍异的“黄龙”表示决不侵犯夷人;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,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。但任何盟誓,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,道义不存,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。可见国家的盛衰,事在人为,盟祝之辞有何相干?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,真是气断长虹;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,也写得意志坚贞。但他们的誓辞,不仅未能挽救汉、晋的灭亡,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。由此可见,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,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。
(四)
“盟”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,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,奖励忠孝的品德,约定同生共死,要求合力同心,请求神灵来监视,指上天来作证,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,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,这就是它的共同点。但“盟”这种文体,不在文辞难写,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。对于后来的盟誓者,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;讲求忠信就行了,不要依靠神灵!
(五)
总之,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,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。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,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。晋代以后更重文饰,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。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,应以诚信无愧为贵。
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,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,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,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(不要生长在良田)!”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。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:“扛着长耜,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,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。”为民谋利的思想,已表现在言辞中了。到了商汤,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。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,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,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。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。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,去祷求免于旱灾,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。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。到周代的太祝,掌管“顺祝”、“年祝”等六种祝辞,用“万物齐生”等话来祭天祭地;用“光明普照”等话来拜迎日出;用“早起晚睡”等话,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;用“多福无疆”等话,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;此外,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,也没有不用祝文的。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,对祖先表示恭敬。春秋以后,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,以致祭礼祝文,无神不至。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,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。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,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。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,也是要用祝祷的。至于楚辞-招魂,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。到汉代的各种祭祀,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。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,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。于是内宫秘祝,遇有灾变,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,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。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,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。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。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“祝邪之文”东方朔写过“骂鬼之书”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,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,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,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,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;到汉魏时的祭文,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。祭文中兼用赞辞,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。此外,汉代的帝王陵墓,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;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,有“内史主持策命”的记载。“策”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,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。所以,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,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。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,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;内容上用近于“颂”的文体,却以“祝”文的形式来表达。所以,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,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。
(二)
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,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。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,要于内心无所惭愧。祈祷文的格式,须诚恳而恭敬;祭奠文的格式,应恭敬而哀伤。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,就是诚敬的祈祷文;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,就是恭哀的奠祭文。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,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。
(三)
“盟”的意思就是“明”用赤色的牛、白色的马,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,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,就是“盟”早在夏、商、周三代时的帝王,没有盟誓,有时须要约誓,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。到周代衰弱之后,就经常进行盟誓了;其流弊所致,竟出现要挟、强制的手段。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,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。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,用珍异的“黄龙”表示决不侵犯夷人;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,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。但任何盟誓,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,道义不存,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。可见国家的盛衰,事在人为,盟祝之辞有何相干?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,真是气断长虹;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,也写得意志坚贞。但他们的誓辞,不仅未能挽救汉、晋的灭亡,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。由此可见,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,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。
(四)
“盟”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,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,奖励忠孝的品德,约定同生共死,要求合力同心,请求神灵来监视,指上天来作证,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,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,这就是它的共同点。但“盟”这种文体,不在文辞难写,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。对于后来的盟誓者,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;讲求忠信就行了,不要依靠神灵!
(五)
总之,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,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。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,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。晋代以后更重文饰,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。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,应以诚信无愧为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