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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,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。所以,对较远的,孔子称赞过唐尧之世,说那时的文化兴盛焕发;对较近的,他赞美过周代,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,值得效法。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,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,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。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,由于谈话富有文采,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。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孔子赞扬子产,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。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,就说情感应该真实,文辞应该巧妙。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由此可见,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,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: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。
(二)
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,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;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,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。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,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;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,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。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,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: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。又如诗经-豳风-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,礼记-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: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。此外,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,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: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。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,道理精深,意义曲折;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,也常是文辞微妙,意义宛转: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。根据上述可知: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,有洋与略、隐与显的区别;所以写文章时,或压缩、或加详,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;写作上的千变万化,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。所有这些,如果以周公、孔子的文章做标准,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。
(三)
所以刘向谈论文章,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;匡衡上书劝学,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据。周易-系辞说:“辨明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,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。”尚书-毕命说:“文辞应该抓住要点,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。”由此可见,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,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。倘能这样安排文辞,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;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,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。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,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;虽然文辞微妙宛转,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。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,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。这些情形,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。颜阖说:“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,只追求华丽的辞藻。”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,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;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,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。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,尚且有人去钻研它;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,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?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,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。
(四)
总之,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,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。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,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。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,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。古代圣人虽成过去,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。
行,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。所以,对较远的,孔子称赞过唐尧之世,说那时的文化兴盛焕发;对较近的,他赞美过周代,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,值得效法。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,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,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。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,由于谈话富有文采,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。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孔子赞扬子产,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。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,就说情感应该真实,文辞应该巧妙。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。由此可见,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,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: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。
(二)
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,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;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,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。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,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;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,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。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,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: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。又如诗经-豳风-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,礼记-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: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。此外,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,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: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。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,道理精深,意义曲折;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,也常是文辞微妙,意义宛转: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。根据上述可知: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,有洋与略、隐与显的区别;所以写文章时,或压缩、或加详,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;写作上的千变万化,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。所有这些,如果以周公、孔子的文章做标准,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。
(三)
所以刘向谈论文章,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;匡衡上书劝学,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据。周易-系辞说:“辨明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,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。”尚书-毕命说:“文辞应该抓住要点,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。”由此可见,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,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。倘能这样安排文辞,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;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,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。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,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;虽然文辞微妙宛转,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。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,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。这些情形,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。颜阖说:“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,只追求华丽的辞藻。”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,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;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,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。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,尚且有人去钻研它;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,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?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,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。
(四)
总之,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,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。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,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。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,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。古代圣人虽成过去,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