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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刚两眼噙泪,声嘶力竭地呻吟一声:“上半身随便,下半身休想”和一位女网友签了一份“卖身契”授权她做我的“文学经纪人”霸占我的所有写作活动两年时间。我只管写,她负责卖,按15%提成。和我一起签约的,还有另一个倒霉蛋,名叫天籁。一个组织,两杆枪,这就是“茫然的行走文字工作室”的雏形。
关于我们的文字工作室的冠名问题,三个人有过一番争论,茫然的行走是老板,和所有的土财主一样,她死活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。我提出了两套方案,不幸被一票否决,一是崔健的一首歌,叫缓冲,一是一部国产电影,叫紧急迫降,感觉非常贴切,认为我们的商业意识的觉醒,造成了文学理想的紧急迫降,大有委曲求全之意。
一点都不脸红地说,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写作者,为了发表,为了赚钱,我不得不把个人主张束之高阁,不得不削足适履去投合刊物的胃口和编辑的口味,就像岳不群和林平之先生一样,痛定思痛地踏上自我阉割的终南捷径。因为群众需要什么,我们就应该制造什么。
我是不是有点矫情呢?梁家辉在新龙门客栈中说,都说乱世无真情,怎知你我乱世之中情更真。这话正中我下怀,我有我的文学理想,和其它所有被称为理想的东西一样,具有共同的属性:不合时宜。尽管我一直厌恶“纯文学”的说法,但心里还是有杆秤的,那就是坚信文学作品必须有个思想的底线,一旦踩线,就不再是文学了。比如大多数妇青杂志上暗送秋波投怀送抱的玩艺儿,它们和文学何干?!但为了发表,为了赚钱,就顾不了那么多了,有人约稿,是人生与伴侣,我就动心了,寄了两次,都说情节平淡,不适合发表。我直接拒绝说,我也没打算往你们刊物上发。可谁给我发呢?“纯文学”杂志吗?我身上和行文之中又没有厚道的传统文化撑腰,它们才不理我这个二流子的茬呢。文学野心一再被物欲受挫的自卑感苦苦折磨。
我的文学理想,注定让我走上一条险恶而荒芜的道路。倾向先锋,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。我言必称大师,也只有向大师看齐,仿佛天生具有受虐倾向,喜欢被巨大的落差百般蹂躏,一根筋地拿头往一座座丰碑上撞,渴望从满眼的血光中看见希望的方向。感觉也只有那种身处炼狱之中的痴心不改,才是真正的虔诚。以前,有过假模假式的思考,认为艺术应该等有钱以后再搞,要不然借艺术赚钱的马脚一不小心就暴露在创作中了。一直希望能有折衷的法子,比如先赚钱,先成名,再走向成功,可又想起崔健的混子来了:“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,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,可是哪儿有个够,可是哪儿有个够,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,把什么都忘了”
还真是这样的:我所生活的小城,在我心中是有个小小的文坛,或者说文学圈的。我周围的写手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?两个在国内稍有名头的枪手,一直端着乡土里的针头线脑炫耀,发表量也着实不小,可他们那些玩艺儿算什么文学?市井小故事而已;两位我最敬仰的文学前辈,一个是我的领导,一个是报纸编辑,却先后中断(放弃?)了写作;让我钦佩不已的固守文学家园的文友筱桦辞掉公职,开书店,笔耕不辍,终有小成,长篇小说沿着河流的走向即将出版,可她还是传统一派,小说十几年前什么样儿,现在还是什么样儿;在思想和意识上和我不相伯仲的茫然的行走,宣称自己一直在“玩票”专事娱乐评论,为一篇篇影评的发表沾沾自喜成功和成名毕竟是两码事,世俗意义上的成名,并不能带给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安慰和快感。
挺住,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一切?要到最后,才会揭晓。这无疑是一次豪赌,拿一生去做筹码。在通往文学祭坛的路上,多少文学爱好者意气风发,插上想像的翅膀,飞向理想的彼岸,到底有多少人最后飞抵了目的地,又有多少人半路坠毁尸骨无存
文学作为一种高级的娱乐形式,其操作者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,生存处境都和其它行当没有什么区别,我看都应该同等对待,上岗,下岗,跳槽,干一辈子,人各有志,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。还是那句老话,没有金刚钻,别揽那瓷器活儿,有金刚钻,却失去了揽瓷器活儿的热情,也无可厚非。加工的瓷器自己满不满意是一回事,好不好卖是另一回事,两者要是挂起钩来,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,还是此消彼长互相残杀,要看各人的造化和道行,也是个综合素质的较量。好在广大“文学消费者”也不全是傻蛋,也有那眼睛雪亮的,知道挑肥拣瘦,去芜存菁,戳穿骗局,供奉经典,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,一切都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如果有人急功近利,抱有趁早成名的念头,我尊重他的上进心,但对其笔下的文字是有自己的理解的,敲门砖而已,我也有,不见得比谁的差,我拒绝阅读。在我看来,文学只是一项副业,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,想玩儿,就别计较得失,跟打牌似的,别老想着靠它赚钱,当然它现在也根本无法养活我,一不小心成名了,成功了,也只是意外之喜,是水到渠成,瓜熟蒂落的事情,不必运筹帷幄,但去决胜千里吧
刚刚两眼噙泪,声嘶力竭地呻吟一声:“上半身随便,下半身休想”和一位女网友签了一份“卖身契”授权她做我的“文学经纪人”霸占我的所有写作活动两年时间。我只管写,她负责卖,按15%提成。和我一起签约的,还有另一个倒霉蛋,名叫天籁。一个组织,两杆枪,这就是“茫然的行走文字工作室”的雏形。
关于我们的文字工作室的冠名问题,三个人有过一番争论,茫然的行走是老板,和所有的土财主一样,她死活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。我提出了两套方案,不幸被一票否决,一是崔健的一首歌,叫缓冲,一是一部国产电影,叫紧急迫降,感觉非常贴切,认为我们的商业意识的觉醒,造成了文学理想的紧急迫降,大有委曲求全之意。
一点都不脸红地说,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写作者,为了发表,为了赚钱,我不得不把个人主张束之高阁,不得不削足适履去投合刊物的胃口和编辑的口味,就像岳不群和林平之先生一样,痛定思痛地踏上自我阉割的终南捷径。因为群众需要什么,我们就应该制造什么。
我是不是有点矫情呢?梁家辉在新龙门客栈中说,都说乱世无真情,怎知你我乱世之中情更真。这话正中我下怀,我有我的文学理想,和其它所有被称为理想的东西一样,具有共同的属性:不合时宜。尽管我一直厌恶“纯文学”的说法,但心里还是有杆秤的,那就是坚信文学作品必须有个思想的底线,一旦踩线,就不再是文学了。比如大多数妇青杂志上暗送秋波投怀送抱的玩艺儿,它们和文学何干?!但为了发表,为了赚钱,就顾不了那么多了,有人约稿,是人生与伴侣,我就动心了,寄了两次,都说情节平淡,不适合发表。我直接拒绝说,我也没打算往你们刊物上发。可谁给我发呢?“纯文学”杂志吗?我身上和行文之中又没有厚道的传统文化撑腰,它们才不理我这个二流子的茬呢。文学野心一再被物欲受挫的自卑感苦苦折磨。
我的文学理想,注定让我走上一条险恶而荒芜的道路。倾向先锋,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。我言必称大师,也只有向大师看齐,仿佛天生具有受虐倾向,喜欢被巨大的落差百般蹂躏,一根筋地拿头往一座座丰碑上撞,渴望从满眼的血光中看见希望的方向。感觉也只有那种身处炼狱之中的痴心不改,才是真正的虔诚。以前,有过假模假式的思考,认为艺术应该等有钱以后再搞,要不然借艺术赚钱的马脚一不小心就暴露在创作中了。一直希望能有折衷的法子,比如先赚钱,先成名,再走向成功,可又想起崔健的混子来了:“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,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,可是哪儿有个够,可是哪儿有个够,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,把什么都忘了”
还真是这样的:我所生活的小城,在我心中是有个小小的文坛,或者说文学圈的。我周围的写手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?两个在国内稍有名头的枪手,一直端着乡土里的针头线脑炫耀,发表量也着实不小,可他们那些玩艺儿算什么文学?市井小故事而已;两位我最敬仰的文学前辈,一个是我的领导,一个是报纸编辑,却先后中断(放弃?)了写作;让我钦佩不已的固守文学家园的文友筱桦辞掉公职,开书店,笔耕不辍,终有小成,长篇小说沿着河流的走向即将出版,可她还是传统一派,小说十几年前什么样儿,现在还是什么样儿;在思想和意识上和我不相伯仲的茫然的行走,宣称自己一直在“玩票”专事娱乐评论,为一篇篇影评的发表沾沾自喜成功和成名毕竟是两码事,世俗意义上的成名,并不能带给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安慰和快感。
挺住,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一切?要到最后,才会揭晓。这无疑是一次豪赌,拿一生去做筹码。在通往文学祭坛的路上,多少文学爱好者意气风发,插上想像的翅膀,飞向理想的彼岸,到底有多少人最后飞抵了目的地,又有多少人半路坠毁尸骨无存
文学作为一种高级的娱乐形式,其操作者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,生存处境都和其它行当没有什么区别,我看都应该同等对待,上岗,下岗,跳槽,干一辈子,人各有志,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。还是那句老话,没有金刚钻,别揽那瓷器活儿,有金刚钻,却失去了揽瓷器活儿的热情,也无可厚非。加工的瓷器自己满不满意是一回事,好不好卖是另一回事,两者要是挂起钩来,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,还是此消彼长互相残杀,要看各人的造化和道行,也是个综合素质的较量。好在广大“文学消费者”也不全是傻蛋,也有那眼睛雪亮的,知道挑肥拣瘦,去芜存菁,戳穿骗局,供奉经典,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,一切都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如果有人急功近利,抱有趁早成名的念头,我尊重他的上进心,但对其笔下的文字是有自己的理解的,敲门砖而已,我也有,不见得比谁的差,我拒绝阅读。在我看来,文学只是一项副业,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,想玩儿,就别计较得失,跟打牌似的,别老想着靠它赚钱,当然它现在也根本无法养活我,一不小心成名了,成功了,也只是意外之喜,是水到渠成,瓜熟蒂落的事情,不必运筹帷幄,但去决胜千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