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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家是十年九旱，于是，附近的村民们便集资修了龙王庙，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人们风调雨顺，有个好的收成。一遇上天旱，临近村里的人们便来这儿祈雨。人们管祈雨叫“礼牲”所谓礼牲，就是牵一只羊来庙里祭奠龙王，当然还离不了其他供品。祭奠时，羊要是在龙王爷面前抖动身子，就表示祈下了雨。有时，羊并不能领会人的意思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急得人们没办法了，便往羊的身上倒水。果然，一倒水，羊就很痛快地抖动起了身体。事实上，羊之所以抖动身子，八成是因为感觉到了倒在身上的水，下意识地抖动身子。
那天下山时，我们用带来的瓶子打了一瓶水，我喝了一口，那水果然甘甜可口，一点也亚于几块钱一瓶的这水那水。就在我从老家返回省城的途中，天真的阴得黑沉沉的，而且不一会儿还响起了淅沥淅沥的雨声。
（三）
每次到了那个矿，认识的人总是问，你甚时候回来的？在他们的眼中，我是回了家。而我也认同他们这种说法，毕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15年的时间啊。有好几次，我回到矿上后，自觉不自觉地就转到了南山公园。
说是公园，其实除了两个小亭子之外再没有什么。倒是公园的下面那个在八十年代初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曾经风靡一时，成为矿上的一大景观。那时候这个矿是远近闻名的先进矿，凡上级领导和外边的人来参观，必然要来这个矿。所以，矿上除了生产任务完成的好，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。那些年，矿上的宣传队常常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汇演，篮球队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比赛。所以要建体育场，就是因为那届全国煤炭系统的篮球比赛要在这个矿举行。这个矿地处一条带状的山沟，地方实在有限，于是就决定因地制宜，在南山的一条沟中垒一条石坝，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场。当听说这个消息后，我傻了眼。因为我当时就住在那山沟的一侧，属于拆迁的对象。和我一样面临着要搬迁的几十户人家，都是清一色的“临时家属”矿上拆我们的房子是不需要做任何补偿的。所谓临时家属，就是指家属没有城市户口。而这些人大都是采掘一线的职工。因为是临时家属，所以就没有分房的资格。为了享受天伦之乐，我们像燕子垒窝一般，今天从这儿拿根椽，明天去那儿扛条檩，偷偷摸摸担惊受怕地搭起了勉强可以住人的小平房，如果运气不好还要被矿上的人拆掉。
我住的那间房子是花钱买的。不是我的觉悟高，是因为我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个胆。我们那一溜共住着五户人家，全是一线工人。我们的房子建在山粱边的一溜土坡下，吃水要到几百米远的山下的锅炉房去担。平时还好，遇到雨天和下雪，脚下一滑，水桶便从山上轱辘辘滚到了沟底。除了水，还有烧的炭，也得到一里多远的坑口去拣。有时，我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，用风筒布做的袋子从坑下往上背。八二年，我去北京一个文学讲习所学习，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结果家里的炭不够烧，还是我侄子帮着担了几担材勉强维持到我回来。有一回，我去锅炉房那儿担水时，看到许多人围在马路边的几棵树下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从外地来矿上找亲戚的一家人，亲戚没找着，反而把钱给丢了。为凑回家的盘缠，准备买掉仅有的一张被子。周围的人们有的讨价还价，有的插科打诨，而更多的是在看热闹。那天回家后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，就有了后来的小说白杨树下。在那里我住了大约三四年时间。几年后，我的中篇小说蔷薇坡上的居民们，就取材于那段生活。
我后来看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，它已经风光不再。我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到的那里。从马路边的台阶拾级而上，体育场大门顶端上原有的五个字只剩了三个，两边的房里似乎住上了人家，有孩子，还有狗。建筑上面贴的涂料也褪了色，有的地方连皮也脱了，露出了本来面目色；窗户上的玻璃大都残缺不全，门和门框已经变了形，歪歪扭扭，像老人松动了的牙齿。进了里边，四周的看台破的破，塌的塌，许多地方长满了蒿草
我把目光移向我曾经的家园。秋阳下，那土坯垒的墙，那炉灰打的房顶，那铁管做的烟囱，那瓷水管抹的水缸，那一张张熟悉的疲惫的面孔，那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眼圈
这儿的房子被拆掉之后，我们几家便各奔东西，难得见上一面。多年不见，他们过的还好吗？
（四）
每次回矿上时，透过汽车的玻璃，就可以看到我的那间房子。比起前面说的那间房，这房的档次要高得多：石头砌的地基，红砖垒的墙，木头全是新的，明晃晃的玻璃窗户，雪白的墙壁，天蓝色墙裙。中间隔成里外间，有三十多平米。
为盖这间房，内兄从老家来这里用平车和我从后边的那条沟里拉了数十车石头；盖房用的砖是通过关系买的，拉了满满三卡车，有二万多块，往山上运时是同班的伙计们一块一块传上去的；木料我找矿上批了一部分，余下的是朋友们从木料场偷的。可惜的是，盖房的这块地基不大，勉强盖下房后却没有了院子。后来的院子是用石头在房前的沟里砌了坝拿土填起来的。那条坝是顺着一条坡度很大的沟砌的，上面浅，下面深，最深的地方五六米高。跟上它，我后来受了不少冤枉苦。因为填的是虚土，一遇上水，就要下陷，就把那坝给摧垮了。记得我们住进新房不几个月，就遇到了一场雨。那雨并不大，可沥沥拉拉下了整整两天。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，因为院子里刚用炉灰和水泥抹过。谁知，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硬是把抹的那层面给滴穿了，于是，雨水就从那里渗了进去，就这样，我眼睁睁看着那坝轰隆一下坍塌了。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。因为没有足够的石头和水泥，那坝只能是垒了塌，塌了垒。
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的时间，我就调到另一个矿去工作。那个矿距原来的矿有百里之遥，我调到那儿几个月后，妻子和女儿、儿子便跟着去了那里。那时候，她们的户口都迁了出来，已经不再是临时家属，有了向矿上要房的权利。不久，我们就住上了一套水、电、暖一应具全的楼房，尽管面积不算大，可再不用为下雨而担心院子里的坝会坍塌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又有了煤气，就免去了拉煤、生火的麻烦了。
我们盖的那间房至今还在。我们准备搬走的那会儿，有人想买，但妻不忍心把它买了。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财产，因为盖它付出了不少心血，花去了几百元钱。，我们搬走后，房子托邻居给看管，曾经租赁给外包工居住过一段时间。因为嫌外包工脏，邻居就要了回来。等后来妻子想开了再想卖时，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。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，从八十年代中期煤矿就不再招正式工，改为用农民轮换工。正式工的家属分期分批办来了户口，成为了城里人，先后住上了楼房。他们原来住的那些小平房便空了出来。再后来，别说是买房，就是找个看门的也不怎么容易。更何况我们那间房的地理位置不怎么好，盖在山坡上，干什么也不方便。
我那间原来人人说好的房子现在已经败落的不成样子，犹如一个沿街乞讨的蓬头垢面流浪汉。门前的坝塌了，窗户上的玻璃破了，房顶上也出现了裂痕，说不定哪一天支持不住了，会突然间倒了下来。看来，房子只是个形式，而住在里边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内容。房子既然是给人住的，那没有了人住的房子即使再好也成了一种摆设，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。
老家是十年九旱，于是，附近的村民们便集资修了龙王庙，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人们风调雨顺，有个好的收成。一遇上天旱，临近村里的人们便来这儿祈雨。人们管祈雨叫“礼牲”所谓礼牲，就是牵一只羊来庙里祭奠龙王，当然还离不了其他供品。祭奠时，羊要是在龙王爷面前抖动身子，就表示祈下了雨。有时，羊并不能领会人的意思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急得人们没办法了，便往羊的身上倒水。果然，一倒水，羊就很痛快地抖动起了身体。事实上，羊之所以抖动身子，八成是因为感觉到了倒在身上的水，下意识地抖动身子。
那天下山时，我们用带来的瓶子打了一瓶水，我喝了一口，那水果然甘甜可口，一点也亚于几块钱一瓶的这水那水。就在我从老家返回省城的途中，天真的阴得黑沉沉的，而且不一会儿还响起了淅沥淅沥的雨声。
（三）
每次到了那个矿，认识的人总是问，你甚时候回来的？在他们的眼中，我是回了家。而我也认同他们这种说法，毕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15年的时间啊。有好几次，我回到矿上后，自觉不自觉地就转到了南山公园。
说是公园，其实除了两个小亭子之外再没有什么。倒是公园的下面那个在八十年代初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曾经风靡一时，成为矿上的一大景观。那时候这个矿是远近闻名的先进矿，凡上级领导和外边的人来参观，必然要来这个矿。所以，矿上除了生产任务完成的好，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。那些年，矿上的宣传队常常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汇演，篮球队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比赛。所以要建体育场，就是因为那届全国煤炭系统的篮球比赛要在这个矿举行。这个矿地处一条带状的山沟，地方实在有限，于是就决定因地制宜，在南山的一条沟中垒一条石坝，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场。当听说这个消息后，我傻了眼。因为我当时就住在那山沟的一侧，属于拆迁的对象。和我一样面临着要搬迁的几十户人家，都是清一色的“临时家属”矿上拆我们的房子是不需要做任何补偿的。所谓临时家属，就是指家属没有城市户口。而这些人大都是采掘一线的职工。因为是临时家属，所以就没有分房的资格。为了享受天伦之乐，我们像燕子垒窝一般，今天从这儿拿根椽，明天去那儿扛条檩，偷偷摸摸担惊受怕地搭起了勉强可以住人的小平房，如果运气不好还要被矿上的人拆掉。
我住的那间房子是花钱买的。不是我的觉悟高，是因为我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个胆。我们那一溜共住着五户人家，全是一线工人。我们的房子建在山粱边的一溜土坡下，吃水要到几百米远的山下的锅炉房去担。平时还好，遇到雨天和下雪，脚下一滑，水桶便从山上轱辘辘滚到了沟底。除了水，还有烧的炭，也得到一里多远的坑口去拣。有时，我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，用风筒布做的袋子从坑下往上背。八二年，我去北京一个文学讲习所学习，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结果家里的炭不够烧，还是我侄子帮着担了几担材勉强维持到我回来。有一回，我去锅炉房那儿担水时，看到许多人围在马路边的几棵树下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从外地来矿上找亲戚的一家人，亲戚没找着，反而把钱给丢了。为凑回家的盘缠，准备买掉仅有的一张被子。周围的人们有的讨价还价，有的插科打诨，而更多的是在看热闹。那天回家后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，就有了后来的小说白杨树下。在那里我住了大约三四年时间。几年后，我的中篇小说蔷薇坡上的居民们，就取材于那段生活。
我后来看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，它已经风光不再。我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到的那里。从马路边的台阶拾级而上，体育场大门顶端上原有的五个字只剩了三个，两边的房里似乎住上了人家，有孩子，还有狗。建筑上面贴的涂料也褪了色，有的地方连皮也脱了，露出了本来面目色；窗户上的玻璃大都残缺不全，门和门框已经变了形，歪歪扭扭，像老人松动了的牙齿。进了里边，四周的看台破的破，塌的塌，许多地方长满了蒿草
我把目光移向我曾经的家园。秋阳下，那土坯垒的墙，那炉灰打的房顶，那铁管做的烟囱，那瓷水管抹的水缸，那一张张熟悉的疲惫的面孔，那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眼圈
这儿的房子被拆掉之后，我们几家便各奔东西，难得见上一面。多年不见，他们过的还好吗？
（四）
每次回矿上时，透过汽车的玻璃，就可以看到我的那间房子。比起前面说的那间房，这房的档次要高得多：石头砌的地基，红砖垒的墙，木头全是新的，明晃晃的玻璃窗户，雪白的墙壁，天蓝色墙裙。中间隔成里外间，有三十多平米。
为盖这间房，内兄从老家来这里用平车和我从后边的那条沟里拉了数十车石头；盖房用的砖是通过关系买的，拉了满满三卡车，有二万多块，往山上运时是同班的伙计们一块一块传上去的；木料我找矿上批了一部分，余下的是朋友们从木料场偷的。可惜的是，盖房的这块地基不大，勉强盖下房后却没有了院子。后来的院子是用石头在房前的沟里砌了坝拿土填起来的。那条坝是顺着一条坡度很大的沟砌的，上面浅，下面深，最深的地方五六米高。跟上它，我后来受了不少冤枉苦。因为填的是虚土，一遇上水，就要下陷，就把那坝给摧垮了。记得我们住进新房不几个月，就遇到了一场雨。那雨并不大，可沥沥拉拉下了整整两天。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，因为院子里刚用炉灰和水泥抹过。谁知，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硬是把抹的那层面给滴穿了，于是，雨水就从那里渗了进去，就这样，我眼睁睁看着那坝轰隆一下坍塌了。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。因为没有足够的石头和水泥，那坝只能是垒了塌，塌了垒。
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的时间，我就调到另一个矿去工作。那个矿距原来的矿有百里之遥，我调到那儿几个月后，妻子和女儿、儿子便跟着去了那里。那时候，她们的户口都迁了出来，已经不再是临时家属，有了向矿上要房的权利。不久，我们就住上了一套水、电、暖一应具全的楼房，尽管面积不算大，可再不用为下雨而担心院子里的坝会坍塌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又有了煤气，就免去了拉煤、生火的麻烦了。
我们盖的那间房至今还在。我们准备搬走的那会儿，有人想买，但妻不忍心把它买了。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财产，因为盖它付出了不少心血，花去了几百元钱。，我们搬走后，房子托邻居给看管，曾经租赁给外包工居住过一段时间。因为嫌外包工脏，邻居就要了回来。等后来妻子想开了再想卖时，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。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，从八十年代中期煤矿就不再招正式工，改为用农民轮换工。正式工的家属分期分批办来了户口，成为了城里人，先后住上了楼房。他们原来住的那些小平房便空了出来。再后来，别说是买房，就是找个看门的也不怎么容易。更何况我们那间房的地理位置不怎么好，盖在山坡上，干什么也不方便。
我那间原来人人说好的房子现在已经败落的不成样子，犹如一个沿街乞讨的蓬头垢面流浪汉。门前的坝塌了，窗户上的玻璃破了，房顶上也出现了裂痕，说不定哪一天支持不住了，会突然间倒了下来。看来，房子只是个形式，而住在里边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内容。房子既然是给人住的，那没有了人住的房子即使再好也成了一种摆设，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