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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岁,我突然有了一个哥哥。
全村人都知道,我在家里排行老大,有一个弟弟,老张家就俩小子,这家伙打哪里钻出来的?
“这是你哥。”母亲证实:“跟你哥打个招呼。”
“以后就是一家人。”父亲也说:“仨兄弟多照应。”
“不是做梦吧?”我一边问弟弟,一边猛掐他的胳膊,掐得老小子呼天抢地嚎叫。可老小子吃了哑巴亏,却破天荒没向父母伸冤,而是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没做梦,咱的确多了一个哥。”
弟弟是我的冤家对头。从小到大,只要老张家的孩子在外面惹是生非,做父母的都拿老大我是问,而真正淘气的老小子却躲在一边幸灾乐祸。
有时候,我实在气不过,也会勇敢地为自己辩护,哪知,父母根本不听,还振振有辞地说:“小惹祸,大之过。就算你弟弟惹事,那也是你的责任,怪你没带好弟弟。”看看,这都什么逻辑?可在咱老张家就这样。谁叫你是老大?老大就意味着担当。说实话,老大我担当了这么多年,吃苦受累不少,也盼着有一个哥为我担当一回。可现在真有了一个哥,又觉得太突然。
事情确实来得突然。哥是咱本家弟兄,也姓张,小时候可能还见过面,只是两家隔得太远,又很少来往,不记得了。如果不是那场灾难,我们两家,或许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。
出事那天,哥哥、嫂子以及另外几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刨地基。突然发生的震颤和塌方,把大家都吓坏了。哥大喊一声“站直了,别趴下!”顺手拎起身边两个民工,就往土沿上顶。两个民工得救了,可在另一边干活的嫂子却被埋进了泥土。哥急了,发了疯似的刨土,直到十根指头血肉模糊,才把嫂子给刨出来,而这时,嫂子已断了气。
“站直了,就没事,塌下来的土方只淹到胸部,完全跑得出来。”哥很难过地说:“可她偏要抱着头趴在地上”
哥父母早亡,又遭此大难,更显孤独无助。我的父母闻讯后,匆匆赶去帮忙办了后事,怕他想不开,又好说歹说把他带回我们家。从此,哥就在我们老家住了下来。
哥来到我们家,很长时间都不太爱说话。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,只有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敏感话题,尽量不去触及他内心的伤口。我给他打电话,说一些知天安命的话,他也只是默默地听着,从不插嘴。等到我说了再见,他似乎又有话要说,一问再问,才断断续续地叮嘱:“还有余震,你要小心。”
我弟弟是热心肠,怕哥闷在乡下出问题,自作主张把他弄进朋友的工厂去打工,不为赚钱,只图人多热闹,多说说话。可哥进了厂,仍不爱说话,只是没日没夜地干活,尤其碰到有危险的活儿,他从不让别人插手。工友过意不去,非要跟他一起上。哥哥就骂:“你不要命啦,抢啥不好,非跟我抢死。”工友不知哥哥的遭遇,都说他仗义,够哥们儿,一齐推举他当工长。朋友却有些担心,打电话召我们兄弟俩过去商量对策。
那天,朋友在酒店订了雅间,请哥上座,哥不肯,只愿坐靠边的位置。朋友就假装生气:“奇了怪了,员工居然不听老板的话。”哥哥仍不为所动,倔头倔脑地说:“这里不是工厂,我知道规矩。”朋友不甘心,诚恳地劝说:“你两个弟弟是我的哥,你就是我大哥,咋地?看不起我这个弟弟?”哥找不到更好的托词,只好忸忸怩怩坐了上席,中途却假装上洗手间,去买了单。我埋怨哥不给老板面子,哥却淡淡地说:“弟弟吃饭,当然是哥哥买单。”
6月份,余震的传言越来越多。堂弟去韩国打理生意之前,寄来了机票,接我的父母去上海躲避,同时,也让难得见面的老哥俩好好聚聚。父母放心不下我哥,还在犹豫,哪知,哥已向老板告假回了乡下的家。我也不放心,趁儿子放暑假,专程带他去看望从未谋面的大伯。儿子见了大伯,忍不住嘀咕,说他留一头齐肩的长发,像野人似的。我赶紧打断:“大伯这是蓄发明志,怀念死去的婶婶,不要大惊小怪。”哥无意中听到我们谈话,第二天一早,就去镇上理了发。我很内疚,觉得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剥夺哥哥怀念嫂子的权利,哥却说:“没啥,别吓着孩子。”
父母去上海两个多月,回来时,已近秋收。一天,母亲给我打来电话,让我抽时间回乡下看看。我知道,地震后,回乡路已很难走,自己身体又不太好,就搪塞说:“忙着救灾呢,走不开。”母亲不再强求,只是幽幽地叹了一声:“你哥也算灾民吧。”我无话可说,打电话给弟弟,让他代我回乡下看看。弟弟却说:“别说了,我马上开车来接你,咱们都回去。”
等我们颠簸5个多小时回到故乡时,母亲和哥早已等候在垭口上。刚下车,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拉我们仨兄弟爬上山坡去了望。
“看到什么了?”母亲问。
“漫山遍野的黄豆。”我和弟弟几乎同时叫出声来。
“都是你哥种的,恐怕要收好几千斤呢。”母亲说:“这几个月,你哥可辛苦了,连田边地角都种满了黄豆。”
可不是,因为漫山遍野的黄豆,龙头湾的秋天,比任何一年都绚烂,每一个旮旯都绽放着黄澄澄的微笑。
我回头望哥,想跟他说点什么。哥依然沉默,只是憨笑。
我突然想起,死去的嫂子就叫黄豆。
几十岁,我突然有了一个哥哥。
全村人都知道,我在家里排行老大,有一个弟弟,老张家就俩小子,这家伙打哪里钻出来的?
“这是你哥。”母亲证实:“跟你哥打个招呼。”
“以后就是一家人。”父亲也说:“仨兄弟多照应。”
“不是做梦吧?”我一边问弟弟,一边猛掐他的胳膊,掐得老小子呼天抢地嚎叫。可老小子吃了哑巴亏,却破天荒没向父母伸冤,而是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没做梦,咱的确多了一个哥。”
弟弟是我的冤家对头。从小到大,只要老张家的孩子在外面惹是生非,做父母的都拿老大我是问,而真正淘气的老小子却躲在一边幸灾乐祸。
有时候,我实在气不过,也会勇敢地为自己辩护,哪知,父母根本不听,还振振有辞地说:“小惹祸,大之过。就算你弟弟惹事,那也是你的责任,怪你没带好弟弟。”看看,这都什么逻辑?可在咱老张家就这样。谁叫你是老大?老大就意味着担当。说实话,老大我担当了这么多年,吃苦受累不少,也盼着有一个哥为我担当一回。可现在真有了一个哥,又觉得太突然。
事情确实来得突然。哥是咱本家弟兄,也姓张,小时候可能还见过面,只是两家隔得太远,又很少来往,不记得了。如果不是那场灾难,我们两家,或许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。
出事那天,哥哥、嫂子以及另外几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刨地基。突然发生的震颤和塌方,把大家都吓坏了。哥大喊一声“站直了,别趴下!”顺手拎起身边两个民工,就往土沿上顶。两个民工得救了,可在另一边干活的嫂子却被埋进了泥土。哥急了,发了疯似的刨土,直到十根指头血肉模糊,才把嫂子给刨出来,而这时,嫂子已断了气。
“站直了,就没事,塌下来的土方只淹到胸部,完全跑得出来。”哥很难过地说:“可她偏要抱着头趴在地上”
哥父母早亡,又遭此大难,更显孤独无助。我的父母闻讯后,匆匆赶去帮忙办了后事,怕他想不开,又好说歹说把他带回我们家。从此,哥就在我们老家住了下来。
哥来到我们家,很长时间都不太爱说话。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,只有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敏感话题,尽量不去触及他内心的伤口。我给他打电话,说一些知天安命的话,他也只是默默地听着,从不插嘴。等到我说了再见,他似乎又有话要说,一问再问,才断断续续地叮嘱:“还有余震,你要小心。”
我弟弟是热心肠,怕哥闷在乡下出问题,自作主张把他弄进朋友的工厂去打工,不为赚钱,只图人多热闹,多说说话。可哥进了厂,仍不爱说话,只是没日没夜地干活,尤其碰到有危险的活儿,他从不让别人插手。工友过意不去,非要跟他一起上。哥哥就骂:“你不要命啦,抢啥不好,非跟我抢死。”工友不知哥哥的遭遇,都说他仗义,够哥们儿,一齐推举他当工长。朋友却有些担心,打电话召我们兄弟俩过去商量对策。
那天,朋友在酒店订了雅间,请哥上座,哥不肯,只愿坐靠边的位置。朋友就假装生气:“奇了怪了,员工居然不听老板的话。”哥哥仍不为所动,倔头倔脑地说:“这里不是工厂,我知道规矩。”朋友不甘心,诚恳地劝说:“你两个弟弟是我的哥,你就是我大哥,咋地?看不起我这个弟弟?”哥找不到更好的托词,只好忸忸怩怩坐了上席,中途却假装上洗手间,去买了单。我埋怨哥不给老板面子,哥却淡淡地说:“弟弟吃饭,当然是哥哥买单。”
6月份,余震的传言越来越多。堂弟去韩国打理生意之前,寄来了机票,接我的父母去上海躲避,同时,也让难得见面的老哥俩好好聚聚。父母放心不下我哥,还在犹豫,哪知,哥已向老板告假回了乡下的家。我也不放心,趁儿子放暑假,专程带他去看望从未谋面的大伯。儿子见了大伯,忍不住嘀咕,说他留一头齐肩的长发,像野人似的。我赶紧打断:“大伯这是蓄发明志,怀念死去的婶婶,不要大惊小怪。”哥无意中听到我们谈话,第二天一早,就去镇上理了发。我很内疚,觉得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剥夺哥哥怀念嫂子的权利,哥却说:“没啥,别吓着孩子。”
父母去上海两个多月,回来时,已近秋收。一天,母亲给我打来电话,让我抽时间回乡下看看。我知道,地震后,回乡路已很难走,自己身体又不太好,就搪塞说:“忙着救灾呢,走不开。”母亲不再强求,只是幽幽地叹了一声:“你哥也算灾民吧。”我无话可说,打电话给弟弟,让他代我回乡下看看。弟弟却说:“别说了,我马上开车来接你,咱们都回去。”
等我们颠簸5个多小时回到故乡时,母亲和哥早已等候在垭口上。刚下车,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拉我们仨兄弟爬上山坡去了望。
“看到什么了?”母亲问。
“漫山遍野的黄豆。”我和弟弟几乎同时叫出声来。
“都是你哥种的,恐怕要收好几千斤呢。”母亲说:“这几个月,你哥可辛苦了,连田边地角都种满了黄豆。”
可不是,因为漫山遍野的黄豆,龙头湾的秋天,比任何一年都绚烂,每一个旮旯都绽放着黄澄澄的微笑。
我回头望哥,想跟他说点什么。哥依然沉默,只是憨笑。
我突然想起,死去的嫂子就叫黄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