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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过“锄禾日当午”的苦，读到过老渔夫在浪中搏斗的苦，但是没有读过买鱼的苦。在我热衷于发明跳猴皮筋的新花样的年龄，我的确不会想到买鱼的苦。
我恍恍惚惚地挪了好久好久，好象是半辈子了，终于挪到了鱼台跟前。售货员的动作十二分的麻利，把最后一个筐子底朝天那么一倒，倒出最后六条小鱼来，扒到秤上一拎，随即厉声地吐出两个字：
“六毛！”
我一下懵了，那张崭新的5毛钱在手心里发出一声脆响，我说：“我我要不”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。
这时几个蓝颜色的脊背一起冲了上来，一起举起菜篮子，一起大叫：“给我啦！”只听嚓的一声，六条小鱼不知滑进了哪气只篮里。
“洗鱼台啦！”售货员们喊着。一桶清水带着鱼鳞鱼血，呜呜咽咽地淌下来心。
二、失学
读书的时候总是很恨考试，很恨老师布置没完没了的作业，总是盼着放寒假、放暑假。可是现在整整两年学校没有上过一天课，再也没有老师布置作业，再不用考试，反倒却怀念起学校来了。
爸爸一旦回家，见我又在疯玩，就很生气，厉声地喝令我站在墙角里，要检查我的作业。我再三再四地向他解释说：没作业了！早就没有作业这回事存在了！爸爸总是胃疼似的发出一声呻吟，然后就颤颤地责问我，说为什么不去学校问问什么守候复课？说或许人家早就复课了，独独漏掉通知我。
于是我就只得到学校去问。我不知道怎么个问法，去问谁。校长每天抱着把扫把扫校园子，然后从大门口扫向马路去。他眼珠子木木的，背也驼了。叫他一声“校长！”他下意识地咧一咧嘴，可是半天也不见他答应一句。
教室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，中学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“杀向社会”不在这里刷标语或拼刺刀了。
我一层楼一层楼地上去，下来，每一间教室都站一分钟，看一眼七零八落的黑板。风从没有一片玻璃的大玻璃门外吹来，慢慢地在楼道里穿行，发出一种沉闷的回声，莫名其妙地令人毛骨悚然。我很想撒腿就跑，但我没跑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空间，我不知道我在这空间里可以干些什么。
我考进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，三千个孩子竞争那八十个学位，我竟然可以成为胜利者之一，这曾经使爸爸妈妈和我原来的老师很是荣耀了一阵子。那年的六•一节里，满面春风的班主任老师用比平日里高八度的嗓子，向我们全班同学朗读了一段晚报上的新闻，那新闻里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几个九岁的红领巾，用流利的外语表演了小红帽的故事”那上面说的“小红帽”就是我。
父母和师长总是说：“你们这一代真幸福！”我是不会激动的，因为没有不幸福的生活反衬，所以我无法理解幸福。
终于有一天，有一位老师老家访了，接待她的，是十六岁的表姐。
这位老师就把一份油印的东西交给我那位十六岁的“家长”说：
“外语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，它培育的都是修正主义的小苗子。”
我站在姐姐身后，端端正正地，象课堂上叫“老师您好！”的样子。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宣布外语学校解散了！”
姐姐什么也不说。我也没说。
送这位老师出门的时候，她似乎刚发现了我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都长这么高了！”说着眼圈竟红了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她一眼，终于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我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做学徒工，于是童年彻底结束了。
到过“锄禾日当午”的苦，读到过老渔夫在浪中搏斗的苦，但是没有读过买鱼的苦。在我热衷于发明跳猴皮筋的新花样的年龄，我的确不会想到买鱼的苦。
我恍恍惚惚地挪了好久好久，好象是半辈子了，终于挪到了鱼台跟前。售货员的动作十二分的麻利，把最后一个筐子底朝天那么一倒，倒出最后六条小鱼来，扒到秤上一拎，随即厉声地吐出两个字：
“六毛！”
我一下懵了，那张崭新的5毛钱在手心里发出一声脆响，我说：“我我要不”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。
这时几个蓝颜色的脊背一起冲了上来，一起举起菜篮子，一起大叫：“给我啦！”只听嚓的一声，六条小鱼不知滑进了哪气只篮里。
“洗鱼台啦！”售货员们喊着。一桶清水带着鱼鳞鱼血，呜呜咽咽地淌下来心。
二、失学
读书的时候总是很恨考试，很恨老师布置没完没了的作业，总是盼着放寒假、放暑假。可是现在整整两年学校没有上过一天课，再也没有老师布置作业，再不用考试，反倒却怀念起学校来了。
爸爸一旦回家，见我又在疯玩，就很生气，厉声地喝令我站在墙角里，要检查我的作业。我再三再四地向他解释说：没作业了！早就没有作业这回事存在了！爸爸总是胃疼似的发出一声呻吟，然后就颤颤地责问我，说为什么不去学校问问什么守候复课？说或许人家早就复课了，独独漏掉通知我。
于是我就只得到学校去问。我不知道怎么个问法，去问谁。校长每天抱着把扫把扫校园子，然后从大门口扫向马路去。他眼珠子木木的，背也驼了。叫他一声“校长！”他下意识地咧一咧嘴，可是半天也不见他答应一句。
教室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，中学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“杀向社会”不在这里刷标语或拼刺刀了。
我一层楼一层楼地上去，下来，每一间教室都站一分钟，看一眼七零八落的黑板。风从没有一片玻璃的大玻璃门外吹来，慢慢地在楼道里穿行，发出一种沉闷的回声，莫名其妙地令人毛骨悚然。我很想撒腿就跑，但我没跑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空间，我不知道我在这空间里可以干些什么。
我考进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，三千个孩子竞争那八十个学位，我竟然可以成为胜利者之一，这曾经使爸爸妈妈和我原来的老师很是荣耀了一阵子。那年的六•一节里，满面春风的班主任老师用比平日里高八度的嗓子，向我们全班同学朗读了一段晚报上的新闻，那新闻里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几个九岁的红领巾，用流利的外语表演了小红帽的故事”那上面说的“小红帽”就是我。
父母和师长总是说：“你们这一代真幸福！”我是不会激动的，因为没有不幸福的生活反衬，所以我无法理解幸福。
终于有一天，有一位老师老家访了，接待她的，是十六岁的表姐。
这位老师就把一份油印的东西交给我那位十六岁的“家长”说：
“外语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，它培育的都是修正主义的小苗子。”
我站在姐姐身后，端端正正地，象课堂上叫“老师您好！”的样子。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宣布外语学校解散了！”
姐姐什么也不说。我也没说。
送这位老师出门的时候，她似乎刚发现了我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都长这么高了！”说着眼圈竟红了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她一眼，终于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我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做学徒工，于是童年彻底结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