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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学家喜汉唐并称，魏晋元明同列。汉唐两代，人人自思有比干之才，希冀有栋梁之用，汉大赋的“劝百讽一”、唐诗的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都是时人积极参与政治，企求实现儒家传统社会价值的充分表现;魏晋元明时期，人们则对文学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审美的追求，魏晋文学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自觉，元明文学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对情的热情追求，则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个性的追求。这两种迥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色，不断演绎变化的张生形象正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摄影追踪。
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的发轫之作是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（又名会真记），其人物情节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吸收到广泛的文学创作领域中来，唐代就有和元稹传奇的文人诗作，如杨巨源的崔娘诗、王涣的惆怅诗等。宋代的秦观、毛滂也将其引入词之创作领域，分别写了调笑令•莺莺传。在宋代，崔张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，而且有了许多创新：宋王楙的野客丛书中，张生有了“君瑞”这个名字且被后世沿用；宋黄顿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中有张公子与崔莺莺的故事；罗烨的醉翁谈录•小说开辟中传奇类列有盈盈传，这说明在宋代崔张故事已经进入了民间的说话艺术中。北宋后期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使这一故事可以用于演唱表演；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（简称“董西厢”）更是将其敷衍成五万余字的说唱作品，极大地丰富了故事地情节，乃至改变了主人公地最终命运，富裕拉故事崭新的面貌。同时期的南戏对这一故事烨有所涉及。可见这一故事题材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与民间大众喜爱的。经过几百年的加工锤炼，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（简称“王西厢”）做了极为深厚充分的艺术准备。在这一传承过程中，由于加工者的身份、经历、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同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解语，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。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、发展、创新的过程中，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，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华。张生这一角色的转变亦如此。
下面，本人将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杂剧里的张生以说明从“忍情”到“志诚种”的转变及其文化意义。
一、忍情说与自传性传奇
撇开艺术成就不说，单单就故事的真实性而言，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，却更贴近现代意识。崔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可以说是个谜，而他被她迷住了。张生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，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。“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”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，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“明月三五夜，待月西厢下”一时又端服严容，痛责张生，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；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。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，不了了之。莺莺传中张生有一段忍情说，历来为论者所指责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秉宠娇，不为云，不为雨，为蛟螭，吾不知其所变化矣。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这让我联想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，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话“倘若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真不知她会成为怎样的人。但如果在一个更远古的时代，我相信她会成为圣人，或帝王的情妇。”
唐代才士有一段风流韵事并不新鲜，但如张生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却是鲜见。张生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，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，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。
莺莺传是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传奇作品，尽管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真实等同于故事的真实，但是只要承认这部传奇的自传性，我们就不防将张生拟化为元缜的影像，用自传者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故事的发展是由借宿普救寺、与莺莺相见而热烈追求并最终离去等一系列张生的行动来推动的，莺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地位，仿佛只是张生的观察对象而并非是一个故事的真正参与者，她的举止言行有明显的叙事性，只是一个被描写的对象。这部传奇真正的主人公是谁？张生与崔莺莺在故事中的位置是否平行？是否两者都处于作者的观察之下，而作者的身份也并未在传奇中消失？如果真正存在一个曾经被他抛弃过的大家闺秀也好，歌姬也好，元稹是并未完全忘情的，一系列的回忆诗即是证明。元稹不会在这样一部回忆性传奇作品中将自身置之度外，张生的视角也许就是元稹的视角，崔莺莺也许就是元稹所回忆的那个对象。这一关系是王实甫所不具备的，这也就造成了其中叙述层次、角度的极大不同。
陈先生在读莺莺传中引用了云麗漫钞中的一段话：“盖此等文备众体，可以见史才、诗议论。”传奇在当时并非作为民间读物，也不仅仅用于文人自娱，而是有一定的功利性，一篇好的传奇或用于投献，或传之文坛，往往会给作者带来荣誉和实惠。元稹精心营构的这篇传奇，诗、文（书信）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对张生的评价也同样看到了议论，这给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极大的空间，但也同样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，作者过分炫耀文笔，使得一个故事失去了其本身应具备的情节安排与展开的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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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学家喜汉唐并称，魏晋元明同列。汉唐两代，人人自思有比干之才，希冀有栋梁之用，汉大赋的“劝百讽一”、唐诗的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都是时人积极参与政治，企求实现儒家传统社会价值的充分表现;魏晋元明时期，人们则对文学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审美的追求，魏晋文学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自觉，元明文学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对情的热情追求，则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个性的追求。这两种迥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色，不断演绎变化的张生形象正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摄影追踪。
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的发轫之作是唐元稹的传奇莺莺传（又名会真记），其人物情节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吸收到广泛的文学创作领域中来，唐代就有和元稹传奇的文人诗作，如杨巨源的崔娘诗、王涣的惆怅诗等。宋代的秦观、毛滂也将其引入词之创作领域，分别写了调笑令•莺莺传。在宋代，崔张故事不但在民间广泛流传，而且有了许多创新：宋王楙的野客丛书中，张生有了“君瑞”这个名字且被后世沿用；宋黄顿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中有张公子与崔莺莺的故事；罗烨的醉翁谈录•小说开辟中传奇类列有盈盈传，这说明在宋代崔张故事已经进入了民间的说话艺术中。北宋后期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使这一故事可以用于演唱表演；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（简称“董西厢”）更是将其敷衍成五万余字的说唱作品，极大地丰富了故事地情节，乃至改变了主人公地最终命运，富裕拉故事崭新的面貌。同时期的南戏对这一故事烨有所涉及。可见这一故事题材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与民间大众喜爱的。经过几百年的加工锤炼，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（简称“王西厢”）做了极为深厚充分的艺术准备。在这一传承过程中，由于加工者的身份、经历、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同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解语，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。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、发展、创新的过程中，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，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华。张生这一角色的转变亦如此。
下面，本人将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杂剧里的张生以说明从“忍情”到“志诚种”的转变及其文化意义。
一、忍情说与自传性传奇
撇开艺术成就不说，单单就故事的真实性而言，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，却更贴近现代意识。崔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可以说是个谜，而他被她迷住了。张生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，一见莺莺则不能自持。“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”在向莺莺追求的过程中，莺莺一时回书要张生“明月三五夜，待月西厢下”一时又端服严容，痛责张生，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；张生始终对她有一种神秘感。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，不了了之。莺莺传中张生有一段忍情说，历来为论者所指责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秉宠娇，不为云，不为雨，为蛟螭，吾不知其所变化矣。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这让我联想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，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话“倘若她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真不知她会成为怎样的人。但如果在一个更远古的时代，我相信她会成为圣人，或帝王的情妇。”
唐代才士有一段风流韵事并不新鲜，但如张生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却是鲜见。张生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，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，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。
莺莺传是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传奇作品，尽管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真实等同于故事的真实，但是只要承认这部传奇的自传性，我们就不防将张生拟化为元缜的影像，用自传者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故事的发展是由借宿普救寺、与莺莺相见而热烈追求并最终离去等一系列张生的行动来推动的，莺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地位，仿佛只是张生的观察对象而并非是一个故事的真正参与者，她的举止言行有明显的叙事性，只是一个被描写的对象。这部传奇真正的主人公是谁？张生与崔莺莺在故事中的位置是否平行？是否两者都处于作者的观察之下，而作者的身份也并未在传奇中消失？如果真正存在一个曾经被他抛弃过的大家闺秀也好，歌姬也好，元稹是并未完全忘情的，一系列的回忆诗即是证明。元稹不会在这样一部回忆性传奇作品中将自身置之度外，张生的视角也许就是元稹的视角，崔莺莺也许就是元稹所回忆的那个对象。这一关系是王实甫所不具备的，这也就造成了其中叙述层次、角度的极大不同。
陈先生在读莺莺传中引用了云麗漫钞中的一段话：“盖此等文备众体，可以见史才、诗议论。”传奇在当时并非作为民间读物，也不仅仅用于文人自娱，而是有一定的功利性，一篇好的传奇或用于投献，或传之文坛，往往会给作者带来荣誉和实惠。元稹精心营构的这篇传奇，诗、文（书信）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对张生的评价也同样看到了议论，这给作者展示才华提供了极大的空间，但也同样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，作者过分炫耀文笔，使得一个故事失去了其本身应具备的情节安排与展开的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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